所以，海德格尔不采取主体间性的进路，而是采取以此在（Da-sein）为专题的存在论进路，即先行对主体之主体性进行存在论分析[⑥]，以此基础存在论为主体性奠基。

湖湘学既重仁体又讲以性为本，故不太关注情的问题。今欲矫其弊，反使仁字泛然无所归宿，而性、情遂至于不相管，可谓矫枉过直，是亦枉而已矣。

(22) 朱熹从去蔽而复本的意义上解释爱之理，仅就此而言，张栻可以认可，因为这个意义上的仁之体、爱之理反映的正是吾之本性。朱熹坚守他在《大学补传》中所说，即所谓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路径，反对专把省察做事。(48)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七，第3271页。张栻强调爱之理，在于它关联仁体、性体，如果把重心都移到了情爱和践行的层面并由此去理解仁，就会忽略最重要的体的地位。如果专以爱为仁，就是只从情上说仁，而把性的根本给扔掉了。

但就其与湖湘学的分歧来说，根本点仍是双方的心性论基础不同。如他言：退之谓：‘以之为人，则爱而公。文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

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董氏春秋学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也是理解儒学转折的一个重点。史记十二公之间，皆衰世之事，故门人惑。(2)辞与指 第三条是关于辞与指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前面问题的进一步延伸。

董氏春秋学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属辞比事辞指微言大义。所以春秋的关键是指而不是例。

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16)不过徐复观先生在比较董仲舒和司马迁的天的观念时，虽明言董仲舒之天人感应论，然却认为董氏的天，是理性的，所以天对人的影响，也是合乎理性，因而是可以通过人的理性加以解释的。对此，徐复观的评价也是复杂的。孔子作春秋，是借助史实来表达他的制度构想和价值理念。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董仲舒之公羊学必然受到胡毋生的影响，否则他不会称其德。在《春秋繁露·保位权第二十》一文中有道家式的言论：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这对于理解徐复观的立场很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来看待这样的矛盾和夹杂，正如前文所讨论的经和权的问题，董仲舒虽然肯定大义为先，因此，有一个很根本的立场就是要反之于经，那么如何反之于经呢，这些义例恰好是反的桥梁。如此这般，一方面将上下尊卑的秩序看作是大义之所在，另一方面设定一个制约权力的《春秋》大义，这个看似矛盾的表述，在徐复观看来是体现出董仲舒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下的一个复杂的政治设计。

故书日蚀，星陨，有蜮，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雹，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着，虽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贵微重始是也，因恶夫推灾异之象于前，然后图安危祸乱于后者，非春秋之所甚贵也，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岂非贵微重始、慎终推效者哉。因为王者必改制，所以又引出三统、三正、文质等一系列春秋义例。

但孔子听说一个采薪人抓获麟且麟已死之后，不仅反袂拭面涕沾袍，并说吾道穷矣。徐复观先生并认为将三统与文质的转递相牵合，则是董仲舒的诬诞[6]215-216。

1.春秋董氏学的特点 基于对董仲舒思想的特点的把握，徐复观将《春秋繁露》一书中的八十二篇文章分为春秋学、天哲学和杂文三个部分。徐复观认为后世深受专制毒害的经学家们，并不敢将孔子通过做《春秋》来褒贬政治的动机表示出来，因而他对从何休以来的义例持否定态度，并认为董仲舒的批判精神不够彻底的原因也在于他没有抹杀《公羊传》的意义，这导致了他思想的夹杂和矛盾，并使后人将这样的虚妄进一步发挥。董仲舒的天人关系论是要为人与人间的道德伦理关系找到自然法则的支持，但客观上却是将自然道德化。针对何休所谓：言无闻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徐复观将改制说视为董仲舒所创，此说法可能有误，因为在《荀子》的《正论》篇中就已经有改制说法。如果以考据家的态度去理解公羊春秋，那么，肯定不能真正理解董仲舒的用心[5]367。

而儒学内部，因为是否与权力结盟的关系，而产生了争议，致使六艺之间互相排挤。如果知道经和变的关系，就能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这样的人也就了解了权的意义。

五行与四时更两不相干。他说，关于公羊学的传授，《史记》列董仲舒为首，而《汉书》将胡毋生居首。

于内，大恶讳，小恶书。⑤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运命挣扎之一例》，收录在《中国思想史论集》，274页。

大略金春峰先生等是认同徐复观先生的观点，而冯友兰等学者则认为元并非是元气，而只是一个理念，见刘国民《董仲舒的经学诠释及天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版，268-272页。见《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52页。其二，董仲舒对于行权的范围，较《公羊传》为宽，是为了突破原有文义的限制，以便加入新的内容，以适应他所把握的时代要求及他个人思想的要求而设定的[6]205。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则接之以礼让，羁糜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关键词：董仲舒/儒家/公羊学/春秋学/徐复观 现代新儒家，虽然其核心话题是民主政治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且均富有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情怀，但是其致思方向稍有不同。《公羊传》定公元年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

徐复观先生认为不任其辞就是完全不受辞的限制，如此则易于做主观的驰骋。而其中徐复观尤其关注秦汉的思想和制度之间的关系。

②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141页。[1]对此，《中国人性论史》和《汉代思想史》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明证。

而中国之所谓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与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相通的民族主义，其根源在此[6]223。但在我看来，如果放在汉代的情景之下，可能神秘之天，其教诫作用，更为明显，也符合董仲舒对于天的设想。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徐复观认为因为董是受了专制政治的欺骗，所以他反而成为专制政治的助推者，但是他的动机和目的都并非如此。

但由阴阳五行之气，以言天人感应，实际只是一套物质法则的神秘性的机括，所以他所说的天，有时好像有意志，但实际只是人格神，因此，并不能真正成为宗教神的意志。其中虽有一日不可无君之君权至上之论，但是，最终须落实到以君随天，以天道制约人的行为。

或许康有为的确以传圣人之意自许，所以他在万木草堂给学生讲课的内容称为《万木草堂口说》，甚至认为：董、孟、荀三子之言，皆孔子大义，口授相传，非三子所能为也。然儒家思想，在打了若干折扣之后，却获得了理论上的胜利，此一胜利，逐渐使法家的传统下降而为‘吏的地位，于是以前的政治实权虽仍操之于吏，而在政治的名分上，吏总是从属于儒[3]243-345。

而现代科学方法和公羊学方法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徐复观维护汉代儒学理性面貌的努力变得十分困难。第二，秦汉是一个知识整合的时代，儒家要影响社会首先要获得社会的支持，特别是君主的支持。